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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彩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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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陶瓷史上,目前尚未把民国瓷器纳入其中,市面上出版林林总总的陶瓷书籍图录,也极少有把民国瓷器作为一个专类来记叙的。

基本内容

在中国陶瓷史上,目前尚未把民国瓷器纳入其中,市面上出版林林总总的陶瓷书籍图录,也极少有把民国瓷器作为一个专类来记叙的。这里面的原因:一大概是因为“民国”这个概念不太好把握;二是一般文物界及收藏界对民国瓷器的重视远远不及他们对其它时期瓷器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追求的程度。

其实近些年来民国瓷器精品已经在悄悄地升温了。这是因为民国瓷器本身就具备了较高品质,其艺术表现力也并不逊色于前朝,唯一欠缺的只是时间罢了。而时间总是在不断地向前、向前。因此许多有识之士已在不动声色地把平常人仍视为杂货的民国瓷器悄悄地纳入怀中收藏了起来,等待着“一朝成名天下知”的那一天。

总的来讲民国瓷器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一般制作工艺水平较高,现代化制作的痕迹明显。民国时为了提升生产效率,各窑厂均不同程度地采用了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的加工程序,从采料、练泥、制坯、晾晒、成型等各个环节均基本上采取流水作业,因此制作出来的坯体整齐划一,厚薄均匀,旋削切割精准,干净利索,胎土细润,少有铁星。

2、窑炉通常均已采用名种类型的隧道窑,燃料多用煤、气、油,因此窑温提升、温差小、窑内器物受火均匀。这样烧成的瓷器一般胎土完全瓷化,不易变形,釉面光润,胎体坚致,以手弹之其声音清脆而有余韵。

3、釉料均机械处理,故釉面均匀明净,细若凝脂,光亮柔和不刺眼,在放大镜下观察下可见汽泡排列非常均匀,且大小也相一至。

4、各种彩料通常采用科学配制而不是采用传统的矿物颜料,因此彩料纯度提升,少有杂质,颜色鲜嫩有光泽。又由于二次入窑烧彩时多用小窑炉,温度、时间及火向都能很好地控制,故少有烧坏的彩面。

民国时生产瓷器厂家众多,内中应特别注意“江西瓷业公司”。它的前身是明清御厂窑,有深厚的工艺技艺基础,因此烧造的瓷器均有相当高的水准,民间戏称其为:“蒋介石官窑”。(图为民国粉彩人物纹瓶。)

特点

一、胎釉

与明清瓷器相比民国时期的瓷器胎质相对疏松,瓷釉与胎骨的结合也不够紧密,釉面上也常出现气泡或是脱釉现象。民国早期的瓷器有精粗之分,粗者胎釉结合部多泛黄,而晚清瓷器则多数没有这一特征。

二、工艺

民国初期瓷器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开始由制瓷作坊向瓷业公司转型,并由传统的手工生产转变为现代机械化生产。机制瓷器造型更加统一并且规范化,但也略显呆板,而且一般商品化日用粗瓷器则表现得更为明显。民国瓷器的瓷胎有明显的现代瓷质感,白度和硬度较高。尤其描金工艺作为民国瓷的一大特色,通常在器口、壶嘴、瓶的双耳、瓷塑罗汉像、底款等处进行描金。

三、纹式

民国瓷器使用化学彩料,因而多数色彩浮艳。日用粗瓷的绘画为省工力,也常偷工减料,多采用简笔画法。除机械炼泥、制坯、成型外,民国制瓷工艺的最大变化在于贴花纸的使用,同时也大大提升了瓷器的生产力。

民国瓷器的装饰手法以彩绘为主,内容丰富多彩,包括人物、花卉、山水、鸟兽、博古等图案,装饰图案也由山水、人物、花卉图案,转变为一面为绘画,一面为诗词文字装饰。但这一时期的画风和图案还未脱离清朝的绘画特点。但是图案、内容还是带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民国瓷器的绘画一种是流行于清代的吉祥寓意纹样,同时还

出现了一些宣传时事和政治主张的内容。

分类

其一,袁世凯复辟帝制在景德镇烧制的御用瓷,这些器物可称之为民国宫廷瓷;

其二,清末民初官窑瓦解,官窑良工在中国第三次(清末至民初)收藏高潮中,制作了大量的仿古瓷,这些瓷器可称之为民国仿古瓷;

其三,民国期间以文人潘宇、汪晓棠以及珠山八友等为代表的绘瓷名家创造了新兴的粉彩工艺,这些新兴的粉彩之作可称之为民国粉彩新艺瓷;

其四,民国期间为抵制洋货,兴我国货,厦门福建宝华制瓷有限公司、萍乡瓷业公司、湖南瓷业公司等30多家公司纷纷成立,它们生产的是平常生活用瓷,这些生活用瓷,可称之为民国生活瓷。

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仿古风盛行,无论什么年代、什么窑口无所不仿,仿古范围包括瓷质,釉色及彩绘等各方面,青花器也不例外。少数器物在技巧上达到“乱真”的地步。如民国孙瀛洲先生专仿明代前朝青花器,他仿制的永乐、宣德青花盘、碗类,凝重结晶的青花斑点深入胎骨之间,效果与真正永乐、宣德青花器相似,极难辨识。

优势

当今艺术品市面的火爆程度使其他行业望尘莫及,过去不被重视的民国瓷器,开始成为藏家和市面的新宠。那么民国瓷的市面潜力有多大?何种民国瓷值得收藏?记者近日采访了瓷器收藏家罗世俊。他认为,因为元明清瓷器价格已高不可攀,所以价格相对较低的民国瓷开始活跃起来。

“僧多粥少”

罗世俊表示,虽然民国瓷的文物等级和经济价值都不算高,但却具有特殊的文化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国瓷的经济价值会越来越高。“中国收藏队伍以每年20%的速度扩张,今后,收藏市面‘僧多粥少’的现象会越演越烈。在最近几年的艺术品市面,民国瓷每年的整体涨幅都超过了20%。”

“清王朝被推翻后,原来官窑的匠人开始在民间谋生,他们烧造了很多具有文人特质的瓷器,比如浅绛彩瓷、新粉彩瓷等。民国瓷具有较高的艺术表现力,只是还需要时间的沉淀。”罗世俊说。

在罗世俊看来,民国瓷收藏最大的优势是流通量大,普通藏家轻易玩起来。“首先,民国瓷年代不远轻易找到,特别是散落在民间的东西比较多,不被重视的精品还有一些,所以有眼力的人还有捡漏的机会。以前我们重视的都是清三代官窑,所以现在还有民国瓷精品在民间流传,价格不高潜力也很大,仍处于‘价值洼地’,未来肯定还有上升空间。举个例子,和当代景德镇大师作品相比,珠山八友一些作品的价格还处在劣势,这些名家民国瓷的稀缺性还没有体现出来。其次,民国瓷受众面广,来源比较多,花费也不高,普通人轻易玩起来,只有流通才能体现价值。那些价格高数目少的东西很难流通。从收藏角度来说,收藏民国瓷比较轻易成规模成系统,普通藏家有几件青花已经很不轻易了,不可能形成收藏规模。”

尤其关注新粉瓷洪宪瓷

普通藏家如何挑选民国瓷?罗世俊认为名家作品最具有收藏价值。“新粉彩是民国瓷的亮点,其中又以珠山八友为代表,他们把书、画、诗、文发挥到了极致,其作品也一直受到市面和藏家的热捧,他们的瓷板画也有挖掘空间。民国瓷中还有一枝奇葩——洪宪瓷。因为这段历史非常短暂,所以流传到民间的洪宪瓷非常稀少,物以稀为贵。此外就是民国时期仿制的清雍正、干隆的瓷器也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民国时期瓷器的演变

官窑,是由官方营建或主持烧造的瓷窑。官窑瓷器专供皇宫使用,只求品质,不计成本,代表着当时瓷业的最高水平。浙江越窑曾为唐代宫廷烧造秘色瓷,成为中国最早的官窑。北宋大观、政和年间在汴京设置官窑,史称北宋官窑,也是中国较早的官窑。从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浮梁瓷局开始,到191年清朝结束,元、明、清三代皇家瓷厂都设置在景德镇,成为世界上维系时间最长的官窑。景德镇官窑集中了历代最优秀的工匠和最优质的原料,烧造出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瓷器。据文献记载,每百件成瓷仅有四件能入宫使用,而绝大多数瓷器次品、试制品和贡余品都必须被集中砸碎后埋藏官窑范围之内,以禁绝流入民间。

随着清王朝的覆灭,绵延数千年的官窑制度也告终止。但民国时期的一些统治者为了给自己或统治集团装点门面,也曾指定专人,设计专门样式,特意制作过成批的专用瓷器,其品质和水平并不亚于封建时代的官窑瓷器,完全可以称之为“现代官窑”、民国“御瓷”。

从现存实物看,民国早期好几位最高统治者,如大总统袁世凯、徐世昌、曹锟等,都特制过专用瓷器。

在多种民国官窑中,袁世凯特制的“洪宪瓷”是最有名的。“洪宪”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所用年号。他效仿以往的皇帝,命令景德镇烧制精瓷,以备御用。为此,他从故宫[微博]中挑选出雍正、乾隆、嘉庆等各朝瓷器精品做样本,命郭葆昌筹办洪宪御窑,还想重建御窑厂。一种说法是,原定要生产四万件瓷器,但因时间等原因结果只完成了六千件。这批瓷器除增加一些新的造型外,基本沿用传统制作工艺,但彩绘比清代瓷器更胜一筹。为袁世凯特制的“居仁堂制”款的粉彩瓷器,都具有清代宫廷用瓷的风格。袁世凯灭亡后,主事者为了收回本钱,将未烧成的“洪宪瓷”底款改写为清代雍正、乾隆等不同年款,因此这批“洪宪瓷”中有些造型、工艺虽然完全一样,但却有雍正、乾隆等不同的底款。

后来有人将一批“洪宪瓷”转往香港,香港著名文物鉴藏家杨铨先生便将这批共六百余件的“洪宪瓷”悉数购得。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杨铨把家藏的5542件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广州市人民政府,其中3390件古陶瓷、铜器、玉器、竹雕、木雕由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微博]收藏,这里面就有那六百余件“洪宪瓷”。

专为袁世凯烧制“洪宪瓷”的郭葆昌致富以后,个人收藏了大量的古瓷,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陶瓷专家。他将家中所藏瓷器编成图谱,名为《觯斋瓷乘》(郭葆昌别号觯斋主人),共20册。此外还著有《瓷器概说》、《项子京历代名瓷谱识》等有关陶瓷的著作。郭葆昌病故后,所藏瓷器为其子女所有。著名文物专家王世襄先生怕这批珍贵瓷器有可能散失,于是找到郭葆昌的子女。此时郭葆昌留下来的瓷器已被子女分成几股,但并未出售,完好无缺,如果公家收购,求之不得。王世襄为收购这批文物,通过关系见到当时大权在握的宋子文。几经周折,宋子文同意付给郭家十万美金,以“捐献”的名义,将这批瓷器收购。王世襄先生与周士庄先生一起对照《觯斋瓷乘》的照片及注明的尺寸,逐箱逐件地清点后装回原箱,加贴上故宫博物院的封条。

当代民间藏有一个粉彩碧桃胆瓶,为袁世凯“洪宪”年间制作。据说,由于当时瓷工对袁世凯称帝不满,就利用胆瓶造型及画面的谐音寓意袁世凯“胆小”,而瓶体化“碧桃”则寓意“必逃”,即“洪宪必亡”。因此,这件瓷器既有雍正粉彩的精湛华美,更是历史事件的重要见证,很有收藏价值。

清末,江西鄱阳办起了一个“云林画室”,造就了一批绘画人才。如黎竹庵,在该室习艺多年,后来成为有名的画师,他所画的瓷板画,人争购之。黎竹庵之子黎勉亭也工书画,后来成为景德镇刻瓷名家。他创出一种刻瓷的特技,即用钢针、钢刀、钢锥、钻石等在瓷板上雕刻山水、花卉、人物等,所雕部分,敷以颜色,经久不褪。民国初期,饶州统税局局长缪某,请黎勉亭刻袁世凯像献上。袁世凯大喜,当即令人电召黎勉亭入京,授以工商部主事职,并令其雕刻世界各国元首像,分赠各国元首。黎勉亭所雕瓷板像,阴阳向背,层次丰富,与照片无异,博得国际上的赞誉。1915年,袁世凯令黎勉亭为英王乔治五世刻像,黎勉亭花了足足半年时间才将瓷像刻成。该像刻得形态逼真,受到好评。黎勉亭的这些刻瓷作品,应该算做袁世凯特制瓷的一部分。

“静远堂制”款瓷器为北洋时期大总统徐世昌的专用品,包括瓶、碗、杯、壶等,均模仿雍正粉彩精细的艺术风格。但也有一种观点,不认为“静远堂制”款瓷器为徐世昌所定制。其证据是,郭葆昌不仅烧制和收藏瓷器,而且收藏古代的法书名画,乾隆皇帝收藏的三件书法稀世珍品(即三希堂法帖)中的两件,即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珣的《伯远帖》就曾落在他的手里。郭葆昌印过一本他的藏画名录《觯斋书画录》,是请徐世昌作的序。序曰:“觯斋精鉴别古今名人书画,虽然收藏未富,而考订皆精确。其于宋元以来制瓷,考证尤精慎。其督九江关时,仿造康、乾年间器皿,几可乱真。余曩在京师,见所制有‘静远堂’款识者,亦为当时所准许。近百年来,考办瓷者,世无其匹。”这说明“静远堂”瓷器也是郭葆昌所制,而不是徐世昌定制,徐世昌只是在北京见到过这种瓷器。

“延庆楼制”款瓷器为北洋时期大总统曹锟的专用品。延庆楼是北京中南海的一座楼名。此款瓷器多为大瓶。故宫博物院现藏有“延庆楼制”款瓷器。2004年,在广州西关古玩城的一家店铺里,陈列着一个大缸,店主说它是旧时的“冰箱”,是曹锟用过的,上面还刻着“延庆楼制”四个字。

民国时期制瓷业的变化

从清朝末年开始,中国瓷器手工业的生产制度开始出现转型,到民国二十年代,逐渐实现了由制瓷作坊向瓷业公司转变。中国最早的瓷业公司成立于清朝光绪末年,如福建宝华制瓷有限公司、江西萍乡瓷业公司、湖南瓷业公司等;辛亥革命前夜的宣统二年(1910年),江西瓷业公司宣告成立;此外,重庆、成都等地也创办了瓷业公司。这些瓷业公司尽管规模不大,还不能完全等同于现代制瓷工业,但毫无疑问应该是中国制瓷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步骤。

生产方式的变革

民国肇建,推进了中国现代化企业的发展。1914年,河北唐山启新洋灰公司附办的制磁部成立为“启新瓷厂”,唐山白瓷正式进入了近代工业化生产的轨道。此后十余年间,唐山的制瓷业有了飞速的发展,德盛、新明等瓷厂相继成立,奠定了它成为北方瓷都的基础。作为南方青瓷的重要产地,浙江省也创办了“龙泉省立瓷业工厂”,除生产仿宋元青瓷外,更多地生产白瓷和青花瓷。抗战开始前的十余年间,由各级政府主导,许多瓷场改进工艺技艺、改良生产方式、推进管理模式的企业化,数十家有一定规模的瓷业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相继成立,我国制瓷业初步完成了由手工作坊向现代工业企业化生产方式的转型。

与此相关,民国时期瓷器制造逐渐完成了由传统的手工生产到现代机械化生产的转变,提升了劳动生产率。这时期机制瓷器普遍出现,使得器物造型更加统一并且规范化,但同时也显得呆板,这在一般商品化日用粗瓷器上表现得更为突出。由于炼泥方法的不同,瓷胎有明显的现代瓷质感,白度和硬度都相对较高;由于使用化学彩料,大多数产品色彩浮艳,以“洋蓝”绘画的青花更是普遍有飘浮的感觉。为省工力,日用粗瓷的绘画也常见偷工减料,更多采用了简笔画法。

除机械炼泥、制坯、成型外,民国制瓷工艺最大的变化是贴花纸的使用。贴花纸装饰方法是把图案印制在纸或薄膜上,把它们贴于待装饰的瓷器部位,釉下釉上均可,再烘烧而成。贴花纸的开始使用大约不晚于1920年代晚期。早期贴花纸是舶来品,上海的益丰搪瓷有限公司、华商铸丰通记搪瓷公司分别于1927年和1929年开始生产贴瓷用印花纸(周觉民《略谈我国陶瓷贴花纸的兴起》,《景德镇陶瓷》1982年第3期)。贴花纸装饰工艺便捷省工,但也把瓷器的装饰工艺简化到了极点。以其简便利用,很快成为当代瓷器的最主要装饰手段。

黄炎培先生在《景德陶调查书》中言简意赅地记述了清末到民国初年制瓷工艺的机械化转变:“制胚[坯,下同],则有压胚、铸胚之新法。压胚者,用半机械辘轳与石膏型压成盘、碗等物;铸胚,用石膏模倾注泥浆,因石膏之吸水性而使沿边成型。上釉则有以机器代人力吹釉之新法,其余浸釉、浇釉、刷釉、荡釉诸法,壹仍旧贯。惟施彩除仿古及粉器用绘画旧法外,则有刷画、印画之新法。刷画以双钩成花鸟形之纸贴胚上,而刻之使空,于其空处将各种彩色用刷糁上,烧则纸化去,而花鸟宛然。印画有铜版、石版之分。铜版印画,以镌有花鸟形之铜板糁上颜料,渡于蜡纸,再由蜡纸以印于胚,各种青花纹多用之;石板印画略同,而五彩花卉皆宜。”可见,当时景德镇瓷器制作工艺的变革是多方面的,几乎涉及到了瓷器除烧造外的所有工艺环节。

技艺传授方式的变化

与生产方式的变革相表里,制瓷技艺的传授方式在清末民初也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往作坊经营师傅带徒弟,是一种自发性的技艺传授,瓷业公司的成立引进了近代工厂的管理和课徒范式;相关技艺学校的建立,更为制瓷业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

光绪三十年(1904年),湖南凤凰籍进士熊希龄(后曾任民国总理兼财政总长)受湖南巡抚赵尔巽委派赴日本考察实业和教育。次年,熊希龄等到醴陵实地考察制瓷业,提出“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四项主张,经湖广总督端方批准拨银12万两,成立官立湖南瓷业学堂,熊希龄任校长,醴陵举人文俊铎为监督。课程涉及数理化和历史、语文、绘画等多方面,还特别从国外聘任绘画和工艺技师授课。其中“永久科”四年制,以有文化基础的窑户子弟为主要招生对象,用来培养专门的骨干技艺人才;另有“速成科”,选招熟练工人培训进修。为配合教学,学堂进口国外先进的机器,设置陈列室,后来开办的湖南瓷业公司顺理成章地成为实习基地。清末民初醴陵窑瓷器上有“宣统二年湖南瓷业学堂学生罗正五制”、“湖南瓷业学堂学生黄正秋绘”等款识,应该是当时学生实习作品的珍贵遗存。醴陵窑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先于景德镇而创烧出高温釉下五彩等新产品,与注重职业学校的专门人才培养密切相关。该学堂于宣统时改名为“湖南瓷业艺徒学堂”,民国初又改为湖南省乙等窑业学校,1917年再改名为“湖南窑业试验场”,亦名“湖南模范窑业工厂”。

从清末到民国前的一二十年间,与制瓷业有关的各地方兴办瓷业学校蔚然成风,这些学校往往和瓷业公司相伴共生。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创建的“江西改良瓷业公司”,“集官商资本二十余万,本厂设于景镇,用旧法制造以维营业,而设分厂于鄱阳县高门地方,实验改良新法,并附设学校,俾学生入厂实习”(黄炎培《景德陶调查书》)。其他和景德镇窑有关的瓷业学校还有浮梁陶瓷职业学校、江西省立陶业学校、江西瓷业公司夜校等。

1920年代后期开始,以周仁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致力于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振兴中华产业。1927年,周仁在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时,开设陶瓷、冶炼、玻璃三个实验厂,以培养专门的高级技艺人才。1928年,由他积极推动设置并自任所长的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成立。该所最初以钢铁和陶瓷研究为主,对古陶瓷进行结构分析,通过物理测试、化学实验等自然科学手段,分析古陶瓷胎、釉化学组成以及烧造过程等工艺情况,科学地总结我国古代的制瓷工艺,为一些古代名瓷种类的复烧奠定了基础。他还主持创办陶瓷试验场,以科技手段促进瓷器制造工艺的不断改良进步,加速了我国制瓷业的现代化进程。

民国时期的重要窑场

民国时期的窑场分布在全国许多省份。景德镇仍是行业龙头,但官窑制度终结,使之失去了昔日的独尊地位;其他地方窑场的竞争力明显提升,醴陵窑、德化窑、石湾窑、彭城窑等各有所长,特色突出的产品颇受世人青睐。

景德镇窑

民国初年,许多曾经以各种形式效力于官窑的匠师,以其无可比拟的优越工作经历仿制清官窑瓷器。没有了官窑制度的限制,仿官器品式全无顾忌,工艺上又得心应手,仿明清官窑产品大量出现,多见粉彩、青花,也有五彩、斗彩、珐琅彩等其他种类,还有仿明代以前的种类。民国时期是景德镇仿古瓷生产的一个高潮,有以作伪为目的而仿古者,也有不少是一般意义上的仿制,仅仿其模式、仿其工艺而已。风潮所趋,民国三四十年间还出现了不少仿“仿官窑”的低劣之作,而仿民国初年的“洪宪官窑”曾经泛滥成灾。高品质的民国瓷器差不多都有一定的仿古色彩,这是当时景德镇瓷器生产的一个突出特点。

醴陵窑

湖南瓷业公司引进制瓷机械和相关的技艺,以细质瓷器为主要产品,改进旧工艺,创烧出釉下五彩这一新种类。醴陵釉下五彩工艺独特,具有无铅、花纹耐磨而不褪色等优势,当时景德镇尚无此工艺。清宣统元年(1909年),醴陵釉下五彩获得了武汉劝业会一等金质奖,此后又相继获得南洋劝业会一等奖、意大利都灵博览会最优奖等奖项;1915年,在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醴陵釉下五彩获得了金奖殊荣。醴陵窑的制瓷名家有彭筱琴、张晓耕、吴寿祺等。

石湾窑

广东石湾窑以生产“广钧”见长,在清代中晚期生产规模很大,仿钧釉美术瓷器的生产达到鼎盛。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以前,继续生产各类彩釉瓷塑,人物栩栩如生、动物惟妙惟肖,也有不少精致的日用瓷器和建筑用陶。潘麟(玉书)、黄炳、陈渭岩(养云居士)、刘佐朝、刘传等人都是清末到民国初的著名陶艺大师。

德化窑

德化窑在明清时期以白瓷特别是白瓷雕塑见长。民国肇造至抗战以前,德化窑改良造型、装饰,改进工艺,仍以雕像、花瓶等为产品大宗,许友义(云麟)等匠师学习模仿明末何朝宗的艺术风格,颇得海内外赞誉。除白瓷外,清末民初德化窑还生产彩瓷,采用电光水涂抹白瓷表面,再入炉烤出红、蓝、紫等釉上变色。民国初年,彩画艺人郑少陶等提倡恢复古彩,输入日本产洋彩料和金水,运用传统技法绘画,为彩瓷创新之作。1920年代末成立县模范瓷业公司,产品颇受国内欢迎。1935年,由福建省建设厅、教育厅会同德化县共同创办省立陶瓷职业学校和德化陶瓷改良厂,设置实验室和实习工场,改进生产技艺,开始使用石膏模型灌注的办法(即“注浆法”)代替拉坯等手工成型。

彭城窑

河北磁县彭城镇是明清时期磁州窑的烧造中心,清末开始转产青花瓷,也有黄、绿、黑、白等不同釉色种类。该窑民国时期继续大量生产民间日用陶瓷器,产品以碗、盘、罐、茶壶、瓶、炉等居多;以制瓷原料分则有细瓷、缸胎粗瓷、砂锅三类。曾有天津瓷器商人以进口釉料供给窑店,改进了彭城瓷的品质。1930年代初统计,彭城窑瓷器产量约占河北全省出品的60%(唐山窑占40%);“河北省立工艺试验厂之职工,有自天津回彭城者,创设小规模之瓷窑自行营业。此种瓷窑,仿行各种新法,应用各种模型,并承揽种种定活”(《调查河北省之陶业》,《工商半月刊》1931年6月15日)。

唐山窑

相传明朝永乐年间唐山开始有缸类粗瓷生产,清末民初,随着铁路通车,这里的制瓷业开始大有起色。由田鹤群创办的田家窑,在仿古的基础上生产包括白瓷在内的各类细瓷。此后又有新明、德盛、德顺隆等瓷厂开业。1920年代中期唐山已经能生产出品质高的白瓷;1930年初,窑店达到40家,产品以碗类居多,制瓷工艺逐渐走向高峰。清末启新洋灰公司附办的制磁部于1914年正式成立启新瓷厂,由德国人经理,用新式电力机器生产,“所用原料,有一部采自国外,与本地原料搅和,以制造较细之瓷器。产种类类新颖,凡洋式厨房饭桌各项用具及卫生用品、电业用品悉在制造之列”(《调查河北省之陶业》,《工商半月刊》第3卷第2期,1931年6月15日),成为唐山制瓷业的执牛耳者。

民国瓷器的种类

民国时期窑场分布范围虽广,但种类却远不及宋元明清时期丰富。因为时段短,国内相对安定的时间更短,瓷器装饰种类的创制甚少,产品以彩瓷为主,特别是高档瓷器基本都是彩瓷,也有一些青花瓷器和颜色釉瓷器,绝大多数都是对于清朝瓷器装饰工艺的直接继承。海外市面的不振,对于瓷器装饰的发展创新也缺乏有利的刺激。除社会因素外,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生产,也使产品装饰更加趋向单调、统一。如《景德陶调查书》所说:“改良瓷器以省工速效为主旨,趋于便捷一途云尔。以印花镀金为长技,以玻璃代釉为简当,故其瓷光泽,质甚莹洁,殊少沉著浑厚之气。以之日用则过于珍,以之收藏则伤于冶,只供俗好,无关雅赏。”以景德镇窑为代表的浅绛彩和“新粉彩”、以醴陵窑为代表的釉下五彩,以其鲜明的装饰特色,可以看作是民国、特别是民国早期(抗战开始以前)瓷器装饰的代表。

在器型方面,除大量的盘、碗、茶壶、茶碗等饮食器外,烟灰缸、肥皂盒、花盆等各类平常生活用品一应俱全,还多见各式用于陈设或婚嫁的花瓶、捧盒,另外,还有大量的仅具装饰意义的瓷板画。

浅绛彩、“新粉彩”和釉下五彩

“浅绛彩”是因色彩而不是因原料或工艺而得名。以浅绛彩装饰瓷器大约始于清朝嘉庆、道光时期,其特点是模仿元代黄公望以来传统的浅绛山水画传统,色调淡雅清新,因其纹样主要以水墨及淡赭等色来描绘,故名。民国浅绛彩的祖本出自清晚期的咸丰、同治之际,但总体上文人气息更浓重,传世品大多是民国早期作品。

“新粉彩”从彩料归属上说仍然是粉彩,但其所用颜料不再是天然矿料,而是人工合成料,对于烧成温度的要求比清代的粉彩要宽松,其料以油调和者称“油料”,以水调和者则称“水料”。“新粉彩”还改变了绘画技法,不再用勾线、填涂的方法,而是用笔蘸料直接绘画于瓷器上,用笔、设色类同于中国传统的没骨画法。“新粉彩”原料成本较低,绘制工艺亦不复杂,因而很快就得到了推广。

传统的五彩瓷器有些是单纯的釉上彩,也有一些是釉上和釉下(主要是青花)搅拌彩,都是两次烧成,先高温烧成白釉瓷器,或是白瓷连同以青花表现的蓝色部分,经釉上彩绘后再低温烧成。釉下五彩是分三次烧成,是先以低温(大约800℃)烧瓷胎,然后绘彩,以同样的温度第二次烧造,使彩料中的有机物挥发,最后施高温透明釉第三次烧成。釉下蓝彩、墨彩等单色彩瓷生产工艺相同。

从彩绘到瓷画艺术

民国瓷器以彩绘为主要装饰手法,彩绘内容丰富多彩,人物、山水、花卉、鸟兽、博古、吉祥图案等一应俱全,但画风和图案特点等均尚未脱清人之窠臼。尽管如此,在图案内容方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时代特色。民国瓷器的特点主要是通过绘画而表现出来的。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图案的题材的变化,流行于清代的吉祥寓意纹样依然很多见,但也出现了一些宣传时事和政治主张的内容,在一些瓷器绘画图案中突出了宣传意义,这个倾向后来更进一步发展为以政治符号作为民族性的表现。

另一方面,民国彩瓷,尤其是新粉彩工艺与内容的革新,还表现在原本作为瓷器装饰而存在的彩绘,开始有一部分发展为专门的瓷画艺术。这个趋向从清朝同治、光绪时期开始形成,到民国二十年代已成风尚,彩绘工匠中的佼佼者们完成了由瓷画艺匠到“画家”的转变。除传统画法外,与彩料的变化相适应,还引入了西洋画法。顺应这一潮流,民国元年,浮梁县长徐仲亭创办瓷业美术研究社,瓷板画得到了进一步的鼓励发展。瓷板画显然已经超出了日用瓷和陈设瓷的范畴,它们究竟是属于瓷器装饰,还是属于绘画之一种,固然可以继续争论下去,但瓷板画超越清代及其以前而大量出现,事实上已经成为绘画艺术的载体之一。瓷画从一般绘画艺术学习发展而来,这是不争的事实。有不少瓷画艺术家早年就曾经拜画家为师,如“珠山八友”中的程意亭早年师从沪上浙派画家程璋,毕伯涛曾经学画于鄱阳画家张云山等。

民国时期最著名的瓷绘艺术家当首推景德镇的“珠山八友”。1928年中秋节,王琦、邓碧珊、徐仲南、王大凡、汪野亭、程意亭、田鹤仙、刘雨岑等人在景德镇文明酒楼组织“珠山八友月圆会”,约定以后每月十五日集会,论画品茗。这些名家各怀绝技,饮誉瓷画艺术界。由于瓷画艺术的发达,瓷器装饰匠师的艺术家化,使得短暂的三四十年间留下姓名的制瓷名家的人数超过了以往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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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者:中国陶瓷网

最近更新:2016-04-28